作者:童仁亮
苏轼晚年遍和陶诗，创作出了众多既仿佛渊明风神，又带有东坡气质的名篇。宋哲宗绍圣二年重阳节前夕，他在惠州贬所作《和陶贫士》七首，其中第一首是:“长庚与残月，耿耿如相依。以我旦暮心，惜此须臾晖。青天无今古，谁知织乌∕鸟飞。我欲作九原，独与渊明归。俗子不自悼，顾忧斯人饥。堂堂谁有此，千驷良可悲。”此诗开宗明义，发端惊警，表达了自己在困境中的思考与坚持，纪昀评曰“似陶语”，又评曰“意深至而气浑成”，洵为佳作。然而此诗第六句，却存在“谁知织乌飞”“谁知织鸟飞”两种异文，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读者对此诗的顺畅理解。向来学界对此只是偶有考证，而终未尝深究。实际上，这两处看似简单的异文背后，还能折射出文献流传与典故运用过程中某些有趣现象，并为我们校释古典文学作品提供有益启示。谨略陈己见，以就正方家。
“织鸟”“织乌”都有版本依据，宋刊《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四卷本与明成化刊《东坡七集》本均作“织鸟”，施注本系统则作“织乌”。施注本指宋代施元之、顾禧、施宿的苏诗注本。由于施注本在元明两代流传不广，直到清康熙时，才由宋荦寻得三十卷残帙，并延请邵长衡等删补刊刻，这就是《四库全书》所收的《施注苏诗》本。后来，查慎行在施注本的基础上作《补注东坡先生编年诗》，冯应榴在查注本的基础上作《苏文忠公诗合注》，王文诰又在查、冯注本的基础上作《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此数本校证水平既高，传播范围亦广，清代以来，甚为通行。我们发现，无论是存世宋刻施注本，还是宋荦补刻本，还是查慎行、王文诰、冯应榴的注释本，《和陶贫士》这一句都以“谁知织乌飞”为是。代表当代苏诗注释最高水平的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苏轼全集校注》也取“织乌”而不取同样有版本依据的“织鸟”。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呢？
清代冯应榴《苏文忠公诗合注》与当代《苏轼全集校注》于此句之下，都征引了宋人赵令畤《侯鲭录》卷二的这样一则掌故:“东坡尝言鬼诗有佳者，诵一篇云:‘流水涓涓芥吐芽，织乌西飞客还家。深村无人作寒食，殡宫空对棠梨花。’尝不解‘织乌’义。王性之少年博学，问之，乃云:织乌，日也，往来如梭之织。”赵令畤的反应，说明“织乌”一词确实费解。而王性之把“织”这个单字，解释成“往来如梭之织”这么复杂的含义，不免有“增字为训”之嫌，若从训诂学角度看，这一解释未必妥帖。但由于赵令畤与苏轼从元祐六年(1091)起，就在颍州任上相识共事，并保持密切交往，所以他对苏轼言行本身的记载还是可靠的。这条材料也确实能够说明，苏轼在惠州作《和陶贫士》之前，就已经熟知作为“太阳”含义的“织乌”一词了。注家们正是基于对这条材料的信任，才不觉得苏诗“谁知织乌飞”有什么问题，以至于有意无意忽略了同样有宋刊本为据的“知鸟”异文及其背后的信息。
苏轼所念的那一首“鬼诗”，其实是唐人所作。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一三《冥迹》记载:
于襄阳頔在镇时，选人刘某人入京，逢一举人，年二十许，言语明晤。同行数里，意甚相得，因藉草，刘有酒，倾数杯。日暮，举人指支径曰:“某弊止从此数里，能左顾乎？”刘辞以程期，举人因赋诗曰:“流水涓涓芹努牙，织乌双飞客还家。荒村无人作寒食，殡宫空对棠梨花。”至明旦，刘归襄州，寻访举人，殡宫存焉。
按于頔字允元，唐贞元中为襄州刺史。在这则故事中，举人邀请刘某随自己回“家”一顾而不得，遂赋此诗。显而易见，苏轼诵读不疑的“织乌西飞客还家”，在唐人记载中，恰恰就是“织鸟双飞客还家”。由于此诗并非一首格律标准的七言绝句，所以我们已无法通过平仄规范来判断“鸟”“乌”何者为是了。但是“织乌”这个词本身就是费解不甚通顺的，在唐代文献中也是罕见的。而“织鸟”一词在唐诗中则时有出现。所谓织鸟，就是戴胜鸟。唐人张何作有省试诗《织鸟》:“季春三月里，戴胜下桑来。映日华冠动，迎风绣羽开。候惊蚕事晚，织向女工裁。旅宿依花定，轻飞绕树回。欲过高阁柳，更拂小庭梅。所寄一枝在，宁忧弋者猜。”此诗就是通篇题咏戴胜形容，兼写暮春风景的，可证织鸟即戴胜。且此诗为《文苑英华》等多部诗文总集收录，均无异文。清人《鸟谱》卷五亦载:“戴胜……一名织鸟。”据《礼记·月令》记载，戴胜鸟每于季春三月开始活动，所谓“季春之月……戴胜降于桑”是也。唐代那位举人的鬼诗，描写清明寒食暮春风景，作“织鸟双飞”，于情于景，都十分合理。明代唐诗学学者胡应麟曾有诗句曰“殡宫对棠梨，织鸟伴于邑”，显然也是化用了举人鬼诗之语，他取“织鸟”而非“织乌”入诗，可见对唐诗文献的精熟。凡此种种，都可以说明“织鸟双飞客还家”才是正确的唐诗文本。当然，后代有些文献引录此事此诗，也偶有作“织乌”者，如明刻本《太平广记》卷三四四、清修《全唐诗》“襄阳旅殡举人”名下诗即作“织乌”，这实在是由于辗转传抄所致，而且版本晚出，并不足据。——那么，这是否就能说明苏轼《和陶贫士》也应该写作“谁知织鸟飞”呢？
谜底由此解开:唐人描写春景的“织鸟双飞客还家”流传到宋代，讹误为“织乌西飞客还家”。苏轼博闻强识，但他不慎记诵了讹误之后的版本，他身边的赵令畤自然不解“织乌”何意，于是王性之“以意逆志”，给“织乌”安排了“往来如梭的太阳”这样一个貌似合理的解释。苏轼想必也认同此说，于是就在几年之后和陶渊明《贫士》时，把“织乌”当作“太阳”写进了诗中。由于《侯鲭录》那煞有介事的解说，再加上苏轼和陶诗影响深远的宣传，“织乌”二字俨然变成了一个语典为后人所沿用，如明人咏夕照则曰“织乌沈处晴霞敛”，清人咏炎热则曰“织乌当空恣腾掷”，当代《汉语大词典》也收录了“织乌”的词条。穷其源头，实不过王性之、赵令畤的郢书燕说而已。宋刊《东坡先生和陶诗》与明刊《东坡七集》之作“鸟”者，大概是注意到了唐人原诗而径改所致，但这一改，无疑也就破坏了苏诗原貌，更破坏了苏轼于阴差阳错中营造出来的苍茫诗境。就文献而言，苏轼确实错了。但就文学而言，苏轼错得精彩而有趣。校勘的任务是恢复古书原貌，而不是动手替古人修改文章。所以我们在校释古代经典诗歌作品时，当然不必也不能因为“燕说”的误解就去改动“郢书”的原文；但作为注释者，却不妨把典故之所以误用的来龙去脉考辨清晰；同时，这一类典故误用的案例也能为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古代经典诗歌作品提供别样的新鲜角度。
《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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